神秘的二里沟“进口大楼”和谈判大楼

　　1963年9月4日早晨，我这个在崇文门外护城河边长大的初中毕业生，手提着网兜里的脸盆小被子和几件衣服，在崇文门城楼后面乘坐3路无轨电车（现在的103路）来到了西郊二里沟。下车后看到马路西边的六层灰色大楼前面的小广场已经有不少学生和部分家长。 这是和我一样通过中考被“外贸中专”录取的同学到这里集合，集体乘车前往远在鹫峰的学校。没有想到四年后的1967年7月，毕业后的我和一部分校友被分配到了这栋大楼里工作，这一干就是40年。

　　在微信里看了一些有关回忆二里沟、百万庄的帖子，都提到了这栋“大楼”，过去的地标式建筑几乎没有正式名称，所以要说出某栋建筑就必须要说一堆话来说明，更不用说这栋建筑里的事情了。二里沟的这栋大楼在外人看来多少还有些“神秘感”，因为从这栋大楼出出入入的有不少外国人，改革开放前在北京的外国人并不算太多，尤其是大鼻子黄头发的洋人，他们要是逛王府井大街，不仅是回头率百分百的事情，恐怕会是现在大明星一样被“粉丝们”围追。这些外国人到二里沟大楼来做什么，又是怎么一回事哪？而在大楼里工作的人衣着干净整齐且有点“洋气”，他们每天又在做什么哪？那就让我来慢慢和您聊聊这栋大楼这几十年来的那些事吧。

　　1967年7月参加工作后看到公司信封上印制的中英文通讯地址就是“北京西郊二里沟”。当年动物园和北京天文馆以西基本上是半郊区，动物园就叫西郊动物园。当年北京的郊区公共汽车编号绝大部分是“3”字打头，从动物园始发站的32路（终点站颐和园）34路（四季青方向），在阜外西口始发站（现天意小商品市场对面）的35路（丰台区方向）36路（石景山方向）等公共汽车是郊区线，上下班的人需要按照路线买此路线的专用郊区月票，这张专用郊区月票可以乘坐市内路线，但是不能乘坐其他路线的郊区车，只有“通用月票”才可以，记得票价好像是10元，很少人买得起，您别忘了，那时候的二级工的工资才40元啊。

　　真正的“二里沟”就像现在不少人回忆的那样，这条沟是在现在的新大都饭店的平安大道车公庄大街路段，即：从二里沟西口车站向东到与展览路十字路口的二里沟东口这一东西路段。而从我1963年第一次乘坐3路（103）无轨电车到现在，这几十年“二里沟”车站的名称和地点一直就没有变动，所以我以前一直就误以为这条南北走向的“三里河路”就是“二里沟”，这显然是我这个从崇文区来的人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沿革。

　　再有二里沟车站的这条三里河路还是一条“区界”，即：马路东也就是无轨电车去动物园的车站以东是西城区，而马路西则是当时北京的三个近郊区（朝阳、海淀、丰台）之一的海淀区，这样来看，我们这个“进口大楼”地址所在“西郊二里沟”也算是名副其实。

　　当年二里沟无轨电车站向北不到30米，还有一条东西方向的铁路，是由西直门火车站通往石景山首钢的专用铁路线。铁路线两旁还有庄稼地，这些庄稼地属于四季青人民公社，我看到过他们的社员骑车到这里种庄稼，我印象在现在的郝家湾大院及对面天文馆以西的地方当时是一大片高粱地，铁路线向西方向是现在的西苑饭店南门的“新苑街”，完全是半封闭的铁路线，虽然说有铁路，印象中在我1967年来到这里以后没有看到过火车通过，也没有印象在路口有铁路工人在那里负责当火车通过时候的“放横杆”禁止通行或火车过后“抬杆放行”。那时候这一地带确实还是半郊区景象。

　　百度资料介绍：“新疆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始建于1955年7月，‘文革’期间撤销，197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办事处为自治区人民政府派驻北京的正厅级办事机构，主要负责所在地及华北、东北等地区有关事务。”

　　我的印象还是对的，六七年我刚参加工作，新疆驻京办对外不开放且从外面看院内那座并不太高的风格的主楼以外，从远处看院内两旁都是小树，南边的院墙离现在的马路还有一段距离，当时还没有扩张得像如今这样的开阔，包括办事处的北墙现在也是向外扩张了一大块。当时院子只有一个东门也是关闭着，驻京办看不到什么人。所以新疆驻京办大门前过去总是冷冷清清，外人根本不能进入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八十年代后才逐渐恢复发展，尤其是每年“两会”期间和“古尔邦节”期间，才看到进进出出的车辆。到了现在，新建的新疆大厦已经是一个地标式建筑了。

　　百度搜索上介绍：“（西苑饭店）五星级饭店，位于海淀区三里河路。建于1954年9月。前身是北京展览馆招待所，1955年更名为西苑大旅社，1980年改造后改为公司、商社等常驻房，正式更为现名。1993年开始合资经营，聘请英资国泰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参与饭店经营管理工作。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主楼26层，顶屋建有旋转餐厅。”

　　同新疆驻京办一样，六七十年代的西苑大旅社，也就是现在西苑饭店的前身，这个旅社同样对外不开放，只接待会议代表，而北京西部的另一个大宾馆——友谊宾馆也是接待会议代表，但是与其它饭店不同，友谊宾馆可以接待外宾，即所谓的涉外饭店。记得当时西苑旅社也只有一个东门，现在的西苑饭店南门外当时还是铁路路线，两旁都是野草和杨树，非常荒凉。东门大门口有门卫，门前很开阔且很少有人出入，我们平日路过那里也只有在路边向里面望望而已，让人有很强的距离感，一般人根本也进不去。那时候出差的标准是住不起这样的旅社。在短缺经济年代，听说西苑大旅社小卖部有内部供应商品，其实就是现在很普通的水果日用品一类的东西。但是除非会议代表他人是进不去买这些物品。唯一让人了解西苑大旅社的就是东门外北侧的那个对外小餐厅。那时候的生活水平在外面吃一顿饭尤其是在大旅社的对外餐厅用餐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我在1972年1月春节前下放到河南五七工厂，晚上和同事一起乘火车出发，因为已经把进口大楼食堂饭票退回了也没有碗筷，没有办法只好“咬牙”一个人在那里吃了一顿晚饭，也只不过是一碗米饭加一盘炒菜，好像破天荒还喝了一杯啤酒。

　　我1967夏天到了进口大楼工作后，马路东面的朝阳庵大院早已经建成，且生活一片井然有序。这里的十几栋居民楼主要是进口大楼各公司职工的宿舍，还有中科院一栋宿舍楼（11号楼？），听说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老人也住在院内。4号和5号楼好像属于外单位的，那时候这两栋楼没有暖气，住户在冬天自己烧煤取暖。可能院内的楼房是陆续建成的，其中院内12和13、14号楼质量较好且宽敞，其他的6、7、8、9等楼比较简陋。朝阳庵前门临街门的1、2、3号楼底层是商业店铺，1号楼下面从南到北依次是中药店、早点铺、小百货商店、理发馆、洗衣店。2、3号楼底商从北到南依次是自行车修理店、粮店、副食店和菜店等。现在的16号楼和院内东边锅炉房旁边的15号楼都是七十年代后期盖的。大院的物业管理当时属于进口大楼管理处统一管理。朝阳庵大院的孩子上小学和初中倒是很方便，出了大院后门就是文兴街小学（现在的“中国建筑大学附属小学”）和56中学。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在这两所学校学习。

　　1967年夏到进口大楼工作后，印象中的大楼对面的街心小花园还很“土气”，只有一些很矮的小树木，雨后泥土路很难走，也没有围栏，天气好的时候家住在朝阳庵宿舍的大楼职工上下班也就是顺路经过小花园。而花园的北侧，即现在的郝家湾大院那时候还是一片庄稼地，地势低洼，是一片高粱地，属于“四季青人民公社”。

　　随着从南面木樨地方向一路向北的道路建设和钓鱼台的改建，原中国科学院、老“一机部”大楼到二里沟进口大楼的道路逐步形成了北京市交通的样板路。而二里沟街心花园的面目也在悄悄地变化着，树木品种好看了，公园中心移植来了一颗巨大的雪松，土路铺上了水泥路，增加了不少座椅，四周也安装好围栏，有的同事回忆说，二里沟的街心花园是北京市第一个街心花园，是周恩来总理指示建立的。公园里至今矗立着老3路（103路）无轨电车优秀售票员王桂荣生前的塑像，尽管后人一无所知，但它记忆着老3路无轨电车途经二里沟的往昔岁月。

　　本人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大约在八十年代初的初夏，有一天上午上班时间在楼道里听说马路东小花园旁在拍电影，我赶忙去看看热闹，看到很多人驻足围观，只看到刘晓庆和一个又高又帅的男演员在拍一段花园旁的人行道路从北向南边走边聊的镜头，演员表演走了几次。后来特意看北影电影《潜网》里有这个镜头，那晴朗的天空、高大的杨树林和林荫大道确实很美，那个帅哥是陈少泽。

　　还有一件事，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开饭馆成风的时候，路东花园的西北角草坪上，也就是102和103无轨电车站对面，不知道是什么人开了一家广东风味的餐馆，由于客来客往和请客吃饭成风，这家餐馆也是兴盛了几年。后来由于整顿市容市貌和各公司的搬出关系，这家餐馆也就关闭了。

　　所谓的路西大院就是进口大楼后面的大院宿舍。六十年代时候只有1～7号楼和院内西部的一大片平房。那时候只有南门一个出口，南门西侧的5号楼坐北朝南是公司经理们的宿舍，房间大，楼道宽，设施也不错。有着明显的前苏联设计风格。五矿总公司我的校友朱英才回忆说：“大楼各公司出国干部很多，经常有各种国外小礼品。特别是五矿副经理马湘友有位前苏联老婆，还有他老婆的妹妹，经常散步购物出入路西五号楼，号称经理楼，也让外人感到五号楼的神秘。”他的回忆也让我想起来这些事，当时我也在后院或者在路上看到过这些苏联“老大妈”，她们已经比较“中国化”了。不过在1969年前后，也就是珍宝岛事件前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她们了

　　6、7号楼格局现在也没有变。大院大门口东侧是三层高的1号楼，一层的西半部当时是大楼医务室，职工和家属有个小病都在医务室看病拿药，医务室的大夫和主要人员都是从各地医院调来的大楼职工家属，非常正规。一层东半部是大楼内部招待所，主要接待各地省市分公司出差人员，招待所和和医务室是隔离的，不相通。1号楼的东侧出口在进口大楼南门内，招待所人员和二层三层的住户可以直接去公司办公室和食堂。1号楼的二层和三层是大楼各公司单身宿舍。大院南门的北侧，原有坐西朝东的2号楼、坐北朝南的3、4号楼均是三层高的砖混“筒子楼”，3、4号楼南侧一排小平房是原来的幼儿园哺乳室和幼婴班，中间是一个小操场，有时候放露天电影，操场东边几米就是副食店菜店和粮店，生活很是方便。

　　进入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大楼职工增加了不少，又陆续把大院最西边的平房陆续拆除，当年拆除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坟墓，陆续盖了现在的8号9号楼，11～15号楼。10号楼则在谈判大楼后面临街而建。大楼内各公司在九十年代陆续搬走后，大楼和大院的业主单位--外经贸部把1～4楼及大楼汽车库拆除后新盖了高层楼房，完全由部里的各级干部居住，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新大院，中间与老大院用铁栏杆隔离开，这是后话。

　　始建于1955年，原为对外贸易部子弟小学，80年代更名为二里沟中心小学，2016年5月31日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是北京市最早对外开放的学校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俱乐部会员学校。以上介绍复制于百度资料。

　　建国后的党政机关、军队和大型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模式——大院生活区，这是一个相对与当地社区隔离的“小社会”，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机关企事业单位办社会。在这些大院里一切应有具有，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单位食堂、家属区的副食店、粮店、幼儿园、医务所还有学校，一般称作“子弟学校”。所以很多当年的大院孩子在回忆往事的时候，都很自豪的称自己是“某某大院子弟”——海军大院子弟、总社（供销合作总社）子弟、农科（院）子弟等。而外贸部也有了自己的子弟小学，就选址在二里沟进口大楼宿舍后面，早期是寄宿学校，有不少是住在市内的外贸部干部子弟。这种形式可以说是适合了当时的社会管理和生活需要，也不能说是什么“特权阶层”，当然对于并不懂“社会”的孩子而言，倒是很容易形成一些“攀比”和“炫耀”心理，比如孩子之间比谁的老爸“官大”，比谁家的洋玩意更多，像洋铅笔、橡皮、玩具等。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子弟学校就全部交给了地方管理。当年子弟小学的栗婵梅校长和体育教员王德芝就调到了仪器公司工作。我们外贸中专的体育老师赵琼珍因为上课时一次意外摔伤，后来也调到了子弟小学。

　　本人在七十年代初外贸部河南省固始县五七工厂下放期间，曾经和部里机关、出口大楼、进口大楼的近五六十名当年的“大院子弟”在一起劳动锻炼，他们有的是随着父母先放到干校、从插队的地方转来的。这些子弟基本是1954、55、56年出生的。这些“知青”当中有不少就是原二里沟子弟学校的同学。在1972年下半年有4位被推荐到北京外贸学院学习（两男两女，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原中国银行总行董事长王某某），还有一个许姓男生参军到上海。73年以后随着干校、工厂的撤销，这些子弟大部分都陆陆续续返回了北京。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和概念，后面会详细介绍大楼里的情况。“进口大楼”这个叫法是内部称谓，也正如前不久西单“电报大楼”业务大厅搬迁他处报道一样，“电报大楼”是约定俗成的称谓，由于它过去和百姓生活密切联系又是地标性建筑所以出名，而“进口大楼”与百姓日常生活看不出有任何联系，所以也没有人关心它。

　　进口大楼内有六家“中国”字头的进出口总公司（即：央企）。在计划经济年代主要以进口当时国家急需的重工业产品为主要“任务” ，于是被这六家公司的上级主管——外贸部的领导们在讲话中叫做“进口大楼”，而相对于在东华门大街原北京剧场（现：中国儿童剧场）西侧的82号，有一座面向西北的大楼，也有几家外贸总公司，主要是负责为国家用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纺织品等换取外汇的出口任务，习惯说法是“出口创汇”，也就顺理成章的被内部人叫做“出口大楼”。这两个大楼的所有人财物都属于当时外贸部统一领导，一直到本世纪初政企分家，总公司才和外经贸部“脱钩”，这是后线无轨电车二里沟车站和马路东的街心花园向对面望去，西南方向的新疆驻京办和新疆大厦，中间的“中国五矿集团”大楼（原进口大楼）和“五矿发展”大楼（原谈判大楼），西北方向的西苑饭店（原西苑大旅社），都是这一段道路地标式的建筑。新疆驻京办和新建的新疆大厦是式风格的建筑，西苑饭店主楼是西式风格，而五十年代兴建的“进口大楼”以及南面不远的原国家建委大楼，东北方向的北京展览馆，西北的友谊宾馆则是原苏联帮助或设计风格的建筑，这几座建筑作为历史已经被列为保护性建筑了。

　　1960年为了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前外贸部党组决定连续培养外贸计划统计、财务会计、进出口商品（纺织品、轻工业品）检验人员，成立“外贸中专”并选定西山鹫峰脚下的贝家花园作为校址，同时从部里和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抽调了一批管理干部专家型干部和大学毕业生作为学校领导和教员。

　　从1960到1968年（文革中停办后撤销），外贸中专9年中总共为全国外贸系统培养出了15个班级的六百多名学生，两个商品检验专业班的校友绝大部分分配到全国口岸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其他财会和计统专业毕业生都分配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外贸公司或北京总公司。在二里沟进口大楼六大总公司和东华门的“出口大楼”中都有我们外贸中专毕业生。我们的校友们在祖国各地为国家的外贸事业发展贡献出了青春，逐渐成长为一支国家外贸系统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现早已经全部退休了。

　　建国以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一直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来安排，每年由国家计委牵头国家各部委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做出各项经济计划安排，进出口贸易计划也是如此，然后由国家计委通过外贸部按时下达进出口商品货单及进口业务的配套外汇额度给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出口商品安排由各进出口总公司通过自己的各省市分公司逐级下达到地县支公司执行，而进口商品货单由在北京的总公司执行，各省市自有少量地方外汇额度由他们自己省市公司自行进口，有的省市进出口公司也经常委托在北京的专业总公司进口一些他们不熟悉的商品，当然就要相应的把货单和地方外汇额度划拨给总公司办理。

　　计划经济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缺乏灵活性，这对于同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打交道而言往往会错过很多商机或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那时我们国家原物资部每年都要进口很大数量的铂金作为战略储备物资，当国际市场价格处于很低的时候，国家的订货货单没有批下来，公司就不能进口，类似的大宗进口商品如小麦、棉花、化肥等都有类似现象，当货单下来后公司再询价订货，他们的价格早就闻风而动抬上来了，结果是当货物便宜的时候不能买，你要买的时候价格一下子就被抬高了，很不合算，不知道吃了多大的亏，但是没有办法。

　　坐落在二里沟的这座灰色的六层“进口大楼”，建于1954年，原来在大楼门口台阶上有一块约2平方米的长方形黑色大理石上刻有记录字样，当时有不少孩子放学后把它当做滑梯来玩。按照业务分工而在五十年代中期成立了六家总公司。按照办公楼层，六家公司从六楼到一楼（一层两边的侧楼）办公室尽管有交叉，依次是：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中技：大型成套设备进口）；中国仪器进出口总公司（中仪：各类仪器、大型计算机系统、通讯设备等产品进口）；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机：机床、工具、各种机械、飞机汽车船舶等进口 ）；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五矿：金属钢铁钢材煤炭等进出口）；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化：化工产品、石油、化肥、橡胶等进口）；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外运：全国外贸系统公司运输总代理）。一楼北侧楼一层则是进口大楼管理处（正式名称：对外贸易部第一行政管理处）。大楼主楼一层房间则是和外商谈判买卖的谈判间。

　　按照五十年代各总公司成立后直接属于外贸部领导的隶属关系，总公司的行政级别和部里各司局是同一级别，即：司局级，相应总公司的二级机构就是处级，这种关系即使在现如今政企分开后其概念依然是根深蒂固。

　　总公司的内部机构设立以业务处为中心，并设立职能部门：政治处（人事处）；总经理办公室（秘书、收发室、打字室、外事组、机要室等）；计划统计处；财务会计处；运输处；商情物价处和行政处。

　　业务处又按照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对资现汇贸易）和对前苏联东欧国家（记账贸易）来设置。而对资贸易又按照商品而分别设置几个处。以八十年代以前的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为例：对资贸易的业务处：机床处；工具处（轴承及工具类）；交农处（汽车、轮船、飞机、拖拉机等）；动矿处（动力矿山机械等）等。同样对前苏联东欧国家进口业务也按照国别设置业务处。

　　公司设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若干，均由中组部任命。处级干部由外贸部党组通过政治部（人事司）任命。

　　和每年春秋两届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不同，在广交会主要是对外推销我国的出口商品，由于全中国各省市外贸公司代表届时都集中在广州做买卖，所以外商也从世界各地来到广交会采购。而我们从国外进口商品除了日常函电成交以外，大宗进口项目一般都是请外商到北京来谈判。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工业极端落后，建设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设备引进，五六十年代以引进前苏联等国家的商品为主和部分日本产品。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步转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和中国做贸易方面日本人表现得最为积极。从五十年代开始，日本中小商社就派人长驻北京的新侨饭店，为的是能够及时谈判生意，1972年9月中日建交后，对日贸易更是一下进入高峰，相当多的日本商社派驻中国的人员，有从中国返回日本的战争遗孤、日军反战人员、其他遗留人员，他们讲着流利的中国各地方言或普通话，有一次我去见一个叫“太田”的年轻人谈支付货款事，说话带有福建口音，我一问他原来在福建长大插队后返回日本。在那时候全世界通讯还很不方便，他们人在北京，一个电话他们马上就坐出租车来到二里沟。在新侨饭店北门就有一个首汽出租车调度室。那时候一公里是2角钱，从新侨饭店到二里沟大约是4.3元。国人那时候的收入很低，坐公共汽车都要算计，所以出租车很少，坐出租车是很奢侈的事情。

　　“大楼最早的涉外谈判在一层，房间的装修，用具，服务人员服装之讲究，进出外国人之多，让外人愈发感到神秘。”（五矿朱英才语）

　　每天出入大楼谈判贸易来来往往的基本上以日本人居多，他们穿戴西服和眼镜样式在那时很显眼，偶尔也有大鼻子洋人，而且是一个庞大的人群，那基本是和中技公司来商谈大型成套设备引进的代表团。路边也有人在好奇观看这些出现在中国的洋人，但是没有围观现象。对于外人来说这个大楼确实是很“神秘”。

　　当年我们的外贸人员为何很少出国哪？一方面国家外汇非常宝贵。电视剧《》有过这样一个画面，七十年代中后期教育改革需要新的教材，要引进一些国外教材需要十万美元外汇，报告打到小平同志那里，他说要去和同志商量一下，可见当时国家的外汇是多么的短缺。再有那时候公司派出出国小组手续相当麻烦，比如和工业部门一起出国考察引进项目，双方单位打报告给上级，批准后上报外贸部会签外交部，上报国务院，批准后再定人员、政审、申请护照（第一次出国人员）、制装、申请签证等，这一系列流程没有几个月根本办不成。所以很多商业机会都会错过，消息灵通的外商早就判断出或知道了这些出国小组的信息，他们也知道中国计划经济已经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所以真正到谈判买卖时候那个价格又早已经“高高的”了。

　　大楼管理处是行政管理单位，其全称“对外贸易部第一行政管理处 ”，直接受部里行政司管理，是他们的派出单位。东安门大街的出口大楼管理处是第二管理处。管理处全面负责大楼里外的全部“非业务” 工作：办公室、宿舍的分配与维修水电管理；谈判大楼的管理；公司工资发放与国内出差费用报销和补助；食堂、汽车队、幼儿园、医务室、传达室和文件交换等。管理处工人属于工人编制、其他干部由部里统一派遣任命，所有人员的工资和费用支出由各总公司分摊。

　　（工厂）“老外贸”都记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外交无小事，外贸服从外交。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对外贸易完全服从于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中苏关系在五十年代末开始破裂，一直到1969年3月中苏边境爆发战争，国家关系也随之破裂，自然新中国的以“前社会主义阵营”为主要贸易对象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贸易额降低到了最低点。而“十年文革”更是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几乎崩溃的边缘”，外贸公司业务也同样是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1968年底“五七指示”的发表，所有各级党政部门的大部分人员都被先后下放到了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进口大楼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包括工人师傅和部分家属在内也都分期分批到了五七干校。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为了响应号召或者说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下放人员有的带着在幼儿园的孩子，放下家中的老人和上学的孩子，来到了干校，吉林省舒兰县的冬天零下几十度孩子大小便都是苦不堪言，这里就不细说了。留在公司的部分人员一方面继续搞“文革”，一方面在维持有限的业务。大楼也就彻底“轻松”了，来来往往的外宾少了，内部办公室人员少了也不拥挤了。而下放的人员何时回来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更不能公开议论。

　　五矿总公司的朱英才回忆说：“进口大楼外表很光彩，很神秘，但后院却有一个钉子厂，是五矿公司时代的产物，解决了一些家属就业的问题。1969年下放劳动时成了‘学工’的载体。成立外贸五七工厂，先是留在北京，后又迁往河南固始县。”

　　此时东单的外贸部机关和东华门的出口大楼也同样冷清了，于是不知道从哪里就吹出了进口大楼和出口大楼合并的传闻，所谓事出有因，要把两栋大楼中的一栋大楼转让出去。当然比较起来，地处西郊二里沟的进口大楼自然比不上身处闹市王府井旁的出口大楼，且距离在东单的上级主管外贸部更近了，转让进口大楼也就顺理成章。但最后也不知道为何而不了了之。可是身处西郊车道沟的原外贸学院和贝家花园的外贸中专还有在鼓楼北前马场的外贸文化进修学校（老外贸学院预科）的校址确实全部被转让了出去。外贸学院原址变成了总政军乐团、鹫峰脚下的贝家花园移交给了当时的七机部下属单位。

　　1970.5.20在广场及两侧百万群众集会，由“副统帅” 发表了统帅的“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5.20”声明，形成了既要打倒“苏修”又要打倒美帝两个敌人的局面。这个声明的背景是当年3月柬埔寨发生了军事政变把在莫斯科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政府推翻了，亲王在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前被苏方告知政变一事，他也只能按计划飞到北京。加上当时越南抗美战争如火如荼，战火在我国南大门的门口越烧越大，我们岂能不管！

　　可是就在这个声明发表不久，形势却急转直下。14个月后，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博士突然秘密来到了北京，并发表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早些时候访问北京的新闻公报，这一下震惊了全世界。

　　1971年11月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二年2月尼克松如约访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西方各国也相继和我国建交，中美两国贸易一下子井喷式发展，局面彻底变了。

　　在中美建立联络处之前，中美之间没有直接贸易，公司从来没有使用过美元签订合同和支付货款，美国的波音和麦道民用飞机也不销售给我国。在联络处建立之后美国各种先进的机械、大型客机、生产线、仪器、石油勘探设备等都是我国引进的主要产品。可以说，中美建立了联络处以后，闭关自守了二十多年的中国看到了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高科技发展的促进下，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会文明。

　　从此我国的贸易大门逐步打开，人员交流不断，尽管有制造了“蜗牛事件”，但也终究抵挡不了先进现代科技的影响力和交流，这也为七年后中美建交打下了基础，1979年1月中美在建交后不到一个月访问美国则将中美关系推向了新阶段，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入、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逐步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奠定了方向（1980年中国人均GDP仅仅是300美元），也为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产品找到了最大的市场，不仅仅是贸易上的超速度发展和外贸公司的改革，更是使中国和全世界经济发展结合了起来，也为现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奠定了基础。

　　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一些西方主要国家和其他中小国家陆续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仅是外事干部，还有外贸人员都出现了很大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外贸部开始把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人员陆陆续续调回公司，新分配和招收了不少外贸院校和全国各地大学中专毕业生，还有解决了一些业务人员家属两地分居的问题，公司人员开始增加，办公室和宿舍不足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办公室相当紧张，处长也很少有单独办公室，大楼中间的“大厅”也被打上“隔断”用于办公，有的公司开始在大楼外租借办公场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以仪器公司为例，六七位公司老总还是集中在一个套间里办公，公司中层开办公会议也是挤在这一套间里。同时通讯的重要工具——电话也成了对外联系的大问题。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大楼才把落后的六位数中继线换成了程控交换机。但是公司的发展之快远远超过了预期，尽管新盖了贸易谈判大楼，但是一系列的后勤问题和僵硬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公司的发展。七十年代中期原副部长到进口大楼视察，他到办公室和每一位干部握手并自我介绍：“我是”。“他看到业务急速发展，走廊挤滿办公桌柜，誓言要改变现状。” （朱英才）这些就将六大公司搬离出二里沟提上了日程。

　　业务上贸易谈判大增，原来大楼一层和北侧的谈判间也出现了紧张的局面，贸易谈判、技术交流会一场接一场，有时候还需要排队等待。再有就是随着引进项目的大型化，外商的技术交流增多，参加的中方技术人员也多，大一些的谈判间和先进的视频交流设备更加紧张和缺少。预约谈判房间也有了“后门”现象。就在这种情况下，“外贸部打报告给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经李副总理和时任中央副主席同志批准，在进口大楼北侧扩地兴建了贸易谈判大楼，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朱英才）。谈判大楼门口来来往往的外宾从早到晚不断，房间不够时候有的还在一楼的咖啡厅谈贸易。但是你很少会看到公司人员在门外进入谈判大楼，因为在兴建谈判楼的时候，在进口大楼的三楼北侧有一条通道直接和谈判大楼连接在了一起。参加贸易谈判的公司人员就直接从办公室通过这条通道来到谈判楼预约的房间。

　　谈判房间一般准备茶水和散装中华牌香烟，那时候对吸烟没有任何限制，不少烟民也可以在贸易谈判时候免费大过烟瘾。

　　谈判大楼的服务与管理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管理处的人员大大增多了，由于是工人编制，不少管理处人员家属和诸多的“关系户”调入了大楼工作。这就是人生的机遇，这些故事如果展开一下足足可以写一部长篇或中篇小说了，就不说了吧。

　　尼克松访华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发展虽然早于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那时由于基数太低底子太薄，我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隔离时间太久了，主管部门和企业领导人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发展和科技的力量，所以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增长很快，在这方面以日本为首给中国的长期低息政府贷款提供了金融条件，一度出现了“洋跃进”现象。但是出口贸易的增长远远落后于进口，抑制了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发展。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深圳特区的起步、合资企业的发展，“三来一补”等多种贸易形式的蓬勃发展，才彻底引发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几何式发展，贸易顺差逐年增大，而外贸专业总公司也逐步开始失去了由于垄断而形成的“一家独大”的地位，特别是以进口贸易为主的几家公司更是如此。

　　在发展中总公司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走出国门，纷纷开始在海外建立机构，从最容易的香港到日本再到欧美。但是这些机构从一开始就以“接待站”的功能为主，接待那些从国内派出的出国采购小组和考察团，政府部门领导。而通过这些驻外机构签订的部分合同则给他们留下了可观的贸易回扣或利润，总公司再通过各种渠道把海外公司利润、贸易回扣等资金调往香港和其他等金融税务管制宽松的自由港，形成了外贸公司的海外巨额资金积累。所有这些也就为后来的公司在海外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国内购置各自的办公大楼、职工宿舍等提供了丰厚资金。

　　再说说公司业务发展和财务政策变化带给公司的一些活力，比如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给了公司百分之四的利润留成，使公司自己有了使用权。后来又实行了利改税政策，各公司海外企业不断发展和盈利，人民币几次贬值带来的出口大增和丰厚盈利，加大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利润积累和资金积累。这些同样都为后来各公司搬出二里沟大楼创造了资金条件。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开放后的实际情况。无论在办公条件、办公设备更新、职工宿舍、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影响了业务发展，管理处本身也无能为力，而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公司资金积累增加福利也增长实惠越来越多，管理处坐不住了，经大楼各公司经理联席会议报请外贸部批准，管理处把司机班解散了，人员和车辆分到了公司，管理处有些其他人员也有调入公司的。要命的是公司后来有了资金，自己买了宿舍，各公司开始陆陆续续在其他地方盖了自己的办公大楼，“和尚们”都跑了，管理处没办法了。 最开始是八十年代中期五矿公司在亚运村有了自己的“五矿大厦”，到九十年代中期六家总公司全部搬离了大楼，管理处只好坐守大楼。没有几年大楼管理处全部划归给重新搬回大楼办公的五矿总公司，这是后话了。

　　最开始是八十年代中期五矿公司在亚运村有了自己的“五矿大厦”，化工在西长安街购置了“中化大厦”，外运和技术公司在西三环购置了“久凌大厦”，两家分开办公。机械则购买了阜成门立交桥西北角“四川大厦”作为办公楼，就连我们最穷的仪器公司也于1996年底在西直门外兴建了自己的“中仪大厦”，进口大楼的“哥六个” 就这样分家了，进口大楼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为了国家保护的五十年代建筑物的“物质遗产”。出口大楼的六家总公司也同样是一个套路都有了自己的“总统套间” ，别忘了，这个时候老一代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总们已经陆续离休了，新一代的老总们不是原来的外贸学院老校友就是大楼里脸熟的老同事，相互之间消息灵通，所以办事的风格和手段都差不多。

　　话说二里沟的这六家公司都搬家走了，自己陆续也买了不少宿舍给职工，九十年代末期随着房改政策的推进，职工宿舍也都按照政策由职工买断，也包括二里沟路东和路西的家属宿舍，都属于了个人资产。但是进口大楼和谈判大楼由于产权单位属于外经贸部，所以大楼也就顺理成章继续由管理处管理。这对于“翅膀”早已经变硬且丰满的各公司而言根本就不在乎了。五矿总公司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第一个搬出大楼，在亚运村东侧不远购入办公楼并打起了“五矿大厦”的楼名，开启了在北京商业楼有了名称的先河。

　　可能是由于亚运村“五矿大厦” 跟不上五矿业务发展的需要吧，在九十年代末期五矿总公司重新装修了进口大楼，又搬回到了二里沟，在进口大楼上方树立了“中国五矿集团”的红色中英文名字，谈判大楼也变更为“五矿发展”，作为这家上市公司的办公大楼。由于原进口大楼是前苏联专家设计，和北京展览馆、百万庄前建委大楼以及三里河国家计委财政部等一大片建筑，都属于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也就成为了不能够拆除的历史建筑。所以除了进口大楼前的台阶进行了改动以外，大楼在整体外观和内部结构都没有改变。五矿公司重回进口大楼同时按照外经贸部的要求还接收了大楼管理处的所有人员，管理处的员工包括那些一辈子为大楼工作的工人师傅们也有了最好的归宿，真是“上辈子积德了”。

　　五矿集团搬回二里沟经过几年的时间，五矿总公司和上市公司大发展再加上国资委把一些相关企业划归到五矿集团，加之每年要支付给业主单位——外经贸部金额不菲的租金等原因，五矿集团终于又放弃了二里沟的大楼，搬到了新购置的东四立交桥西南角的玻璃幕墙“五矿大厦”。这五矿总公司的“几出几进”有多少故事恐怕只有少数人知道了，也没有必要关心了。目前二里沟的大楼就像“文物”一样静悄悄的屹立在二里沟。

　　这时以贸总派出干部为主组成的军管会对外贸易接管处，已先后顺利接管了驻津外贸机构，四大家族和军阀战犯驻津的官僚资本企业，如：津海关税务司公署商品检验局，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山西贸易公司等数十家，并很快成立了由我党领导的天津海关税务司专署，朱剑白任税务司，江明任军代表……。

　　按照军管会的计划部署，林海云积极调配干部，参与组建了华北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郭今吾，副总经理曹中枢，胡仁奎。同时组建了天津贸易公司，经理王文波（兼），副经理梁耀，后为何法章。组建了天津市第一批国营专业商贸企业，如天津花纱布公司，经理刘启春，副总经理黎明之，高庆云：华北盐业专卖局，局长李秋野；天津煤建公司， 经理李南生，副总经理范菊秋；天津市信托公司，经理杜新波，付经理杜郁；天津土产公司，经理裴泽生；天津粮食公司，经理何法章，副经理王一鸣。九月，又组建了天津百货公司，经理李汝修，副总经理王瑞轩；天津零售公司，经理王邀庭，付经理郝旁球。这些专业贸易公司，既是当时天津最早的国营贸易机构，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专业总公司的雏形。

　　到1950年1月，林海云参与领导组建的下属各专业总公司先后成立经营的有：中国进口公司，总经理卢绪章，副总经理曹中枢、岳彬、赵继昌；中国出口公司，总经理张化东，副总经理倪慰挺；中国畜产公司，总经理赵重德，副总经理宋克强、郭超；中国蛋品公司，总经理孙立基；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吴觉农，副总经理范仰民，王一鸣，黄国光；中国土产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丁克坚，商广文；中国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秋野；中国皮毛公司，总经理马一民；中国蚕丝公司（后改成中国丝绸公司）总经理陈诚中，副总经理朱祖贤、刘光汉；中国油脂公司，总经理郭今吾，中国石油公司，副总经理李平、杜郁；中国粮食公司，副总经理李范如。1951年3月10日，全面负责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业务的中国进出口公司成立，总经理卢绪章，副总经理曹中枢、倪慰挺。（注：这个中国进出口公司简称“中进出”也就是进口大楼的技术、机械、五矿、化工和仪器五家总公司的前身。笔者。）

　　这些国外司下属的国营外贸公司建立后，在对外贸易经营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统一经营全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逐步统一经营对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物资的进出口业务，1950年的业务额已经占全中国进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节选完。以下内容不是节选）

　　根据大楼前门台阶下的一块黑色大理石文字记载：大楼在1954年奠基建设（大意）。

　　在大楼前门的遮雨门楼右侧长方形水泥支撑柱墙面上方，横向排列着大楼内从六楼向下到二楼各公司的木板制作的司牌。其中有两家公司对外使用不同的名称：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大楼中继线。总机有接线员负责把外线接入各个分机，我记得有一位个子不高的郑大姐，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位复员女军人小杨。八十年代中期改用程控交换机，号码：8317733 。

　　老总机的通话功能和效率很低，每个办公室都根据人数和需要设置分机，各办公室之间联系事情直接拨打对方分机号，对外联系则需要拨打0通过总机后再拨打对方号码，但由于线路有限，高峰时候往往打不出去外线电话，只能反复拨打等候。直线电话数量有限，公司里老总房间及每个处一般才有一部直线电话，但是由于业务特殊需要运输处的直线电话可以自己直播长途不需要通过公司批准。外事组也有直线电话专门用于和外宾联系，其他办公室电话不得和外宾通电话，只能到外事组去联系。外宾联系业务人员也只能打入外事组电话，外事组人员再用内线通知业务员来到外事组接电话，所以工作效率很低。那时候在办公室一般也很少打私人电话，即便是联系也非常有限或自觉，很少出现和同学好友“煲粥”现象。

　　我们在第一部分介绍了各总公司的前身，实际上也是干部的来源，在总公司正式组建的时候外贸部还分别从东北、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等地调入了一些外贸和财贸人员。为了更有利于机电仪设备引进，外贸部还通过国务院从各工业部门调入一批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经过英语培训充实到了技术机械仪器总公司，另外北京上海两家外贸学院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陆续分配到了全国外贸系统，六七十年代北外、广外等高校也有毕业生分配到了外贸系统利来平台网站，还有外贸中专培养的计划统计、财务会计专业毕业生以及一些复员军人。这些人员陆陆续续地加入，充实了公司人员也适应了业务发展需要。由于政企不分，所有总公司的“人财物”都统一由外贸部管理，人员的任命、干部级别和相应工资待遇全部按行政系列管理利来平台网站。这种级别在国企和央企到现在也仍有相当的烙印，听说六十年代大楼里就有九级高干——李梦吼。

　　大楼食堂在当时条件下很有特色。主食和炒菜品种比较多，以早点和午饭为重点。尤其是早点成为了几代人的美好记忆。无论是职工和家属每每回忆起来都是念念不忘。

　　早点：除了每天保证油盐火烧以外，周一到周六除了每天的油盐火烧以外都有一个特色火烧，如：大葱肉馅火烧、油酥火烧、麻酱火烧、豆馅火烧。特别是大葱肉馅火烧那叫一个香，大楼的孩子们至今不忘。当然还有大米粥和各种小菜供应。

　　午餐炒菜分为三档，甲菜2毛，招牌菜（分天供应）：面拖黄鱼、带鱼、烤麸、清汤排骨、鱼香肉丝、回锅肉等2毛5。乙菜1毛，丙菜5分。2毛钱的甲菜一般肉或蛋及辅料花样多一点，乙菜以蔬菜为主稍有肉片，5分钱的丙菜就是素菜，不过春天的时候5分钱也能够吃上韭菜炒鸡蛋。晚餐一般是当时的单身职工特别是家在外地的单身大学生用餐，人数不多所以比较简单，但是有时候把中午的剩余甲菜和乙菜混合加热（音：折罗菜？）收1毛钱也很实惠。上面提到的特色菜带有很强的“沪上”口味，出自一位主厨虞师傅之手，他个子不高，每天都在甲菜窗口给大家打菜，还总是笑容可掬，年轻人见到他总是和他开玩笑，尤其是当他用铁勺子盛甲菜时候习惯性“抖”两下，年轻人总是说：别哆嗦，别哆嗦啊！

　　午餐主食每天有馒头和米饭（米饭凭单独的米饭票供应），周一是规律性的炸酱面（有时候打卤面），但由于用凉水过面降温加上炸酱有时候部分人容易闹肚子就不敢吃了。每周有一次饺子或肉包子同样是很受欢迎，尤其是有些南方人同事每每此时都要到食堂买饺子或包子。他们不太会做面食但是很喜欢吃，再说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啊。

　　由于食堂面积很小，尽管不少职工是打菜后回家吃饭或回办公室吃饭，但仍然比较拥挤。所以大楼六家公司的技术机械仪器公司和另外三家公司午饭分成两拨，第一拨午饭时间是11：30分钟开始，每周轮换一次。

　　进口大楼主楼六层，南北两侧各有四层高的侧楼用于办公。侧楼都是坐北朝南，采光条件很好。两座侧楼中间很开阔，是大楼的后门及上下班通道和一些树木，中间是一座三层小楼（四层高）。一层是食堂并有从楼内进入食堂的大门，二层是大楼内通往食堂的通道和食堂办公室。三层是大楼礼堂。这个礼堂大约有500多个座位，六十年代大楼内人员不多几个公司一起听传达文件基本够用。礼堂有主席台，主席台两旁有“化妆间”，可以演节目，礼堂内还有电影放演室（在四楼有一个入口），七十年代大楼的热心人经常从社会上找到“内部片子”在礼堂放映。春节前各公司也有在此开联欢会。当然所有这些都必须要和大楼管理处登记预约。有一件事乒乓球爱好者们不会忘记，在1971年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我国的乒乓热再度掀起。仪器公司英文翻译（后到机械公司）张媛和大姐（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后人）利用她妹妹在国家体委的关系，把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些主力队员请到了进口大楼在三楼礼堂给我们做了表演赛，我们都来到三楼礼堂一览他们的风采，我记得有女乒乓球队员张莉，他们还和大楼乒乓好手，如技术公司的吴斌等打了友谊赛。

　　大楼车队的汽车当时在北京市可以说是最“牛”的，大部分车都是外国公司赠送的，尤其是日本商社赠送的车辆最多，其次就是德国的奔驰车。每当签订大合同以后都会赠送车辆，丰田、日产的高档车。而这些车也就作为宴请外宾或出席大型合同签约仪式、周日邀请外宾到长城游玩或公司经理们到部里开会时候用车。六七十年代中央部委大部分车辆是前苏联的“伏尔加”轿车。北京市单位的大部分汽车还是上海牌或北京吉普车。所以进口大楼的最新外国车很是显眼。大楼的师傅们一般也不“爱”开国产车。他们把丰田车TOYOTA戏称“偷油的”,DATOSAN车称作“大头伞”。出口大楼各总公司和其他各单位的车辆也很高级。

　　大楼司机班的师傅有的也根据工作需要到驻外商务处、贸易代表处等机构工作。这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是我国驻外机构的一个特点，那时候“司机”是个专业，除了因为我们的不发达这个主要原因以外，车辆的生产量很小，销售、维修服务等产业链也都没有形成规模，因为这些与百姓日常生活没有联系和任何关系，不像现在大中城市汽车已经“成灾”。

　　依稀记得几位老师傅：三位头头王师傅、胡师傅（高个子南方人）、吴世军。老卢师傅（很胖）、朱玉和、刘师傅（天津人）、杜书田（北京人）、刘钢（鼓楼干校调入）、陈师傅（高个、体胖四川人）、几位河南籍复转军人琚宏贵师傅、程师傅、陈富振师傅和庞师傅等。七十年代后期又陆陆续续安排了一些年轻的复员军人。

　　在进口大楼主楼和北侧楼结合处，有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从楼外看，房间没有窗户而是两扇大门并安装有移动式栅栏铁门，门外有一座4～5层小台阶和大楼小广场地面相连接。进门后有一个横着的柜台做隔离，柜台里面是办公室，柜台外是一个不大的等候区。这个小房间就是“二里沟储蓄所”。这个小储蓄所服务于二里沟地区居民，也是附近唯一的一家储蓄所。改革开放前的工商企业和机关团体及老百姓存取款只有人民银行一家，中国人民银行既是营业银行也是央行。

　　这家储蓄所之所以安置在进口大楼内办公，一方面大楼是他们的集中客户来源，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为了方便大楼职工办理业务方便，在大楼内储蓄所的房间门中间也开了一个小窗口供大家办理存取款。大楼那时候每月4日是发薪日，所以当日和此后的两三天之内是储蓄所最忙的时候。

　　储蓄所当时有两位老大姐负责业务。有一位叫“郭庆余”，另一位好像姓“贾”。我之所以有印象并不是因为我个人有钱要存。我当时（1967～1972）工资只有32元，因为“文革”没有转正，谁也不敢问。转正后38元，结婚前工资都交给母亲来管。我在财会处曾经为公司福利委员会管理“互助会”的账目，所以才和储蓄所的这两位大姐打过交道。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竟然是她们两位的上下班的情景，这也是偶然的机会才看到的事情。

　　由于家里一间房子太小，我工作后不久就住在了路西2号楼单身宿舍。这样也就在上下班前后有了很富余的时间。我看到下班后储蓄所两位大姐共同提着一个普通出差用的帆布袋，向着百万庄方向走去，后来才知道她们是去人民银行甘家口办事处，那里是他们的派出单位。每天早晨她们二位由甘家口带上当天的“头寸”走到二进沟，下班后把当日的“头寸”再交回给“甘办” 。路途不太长，就两站地，走着似乎更安全一些。这一点用现在的眼光看似乎不可思议，她们不怕被抢吗？出了事领导又该负什么责任啊？可是那时候就是没有出事也不会出事。因为那时候治安情况很好，再有“文革”运动中更不会出现抢银行的事情。当然更主要的一个原因，那时候除了正常出差人员以外，城市里根本就很少有流动人口，没有粮票（外地人还得换全国通用粮票）吃不上饭，没有单位介绍信也不能住招待所或旅馆，还有户口档案等等卡着，没有事（探亲以外）谁也不会随便出家门到另外的城市，那时候也根本没有旅游的概念。所以她们两位一年四季索性每天以步行往返于二里沟和甘家口之间，这样反而更安全。

　　两位大姐中午轮流到大楼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办公室吃饭，上午10点工间操时间和中午是她们俩比较忙的时候。

　　谈判大楼的兴建适应了尼克松访华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迅猛发展，来自主要发达国家的外商和代表团（组）纷纷来到北京谈判贸易，或派出人员轮流来京，他们的交通工具问题也就随之产生。

　　在文革和改革开放后的几年，北京的出租汽车少的可怜。百姓的生活水平根本达不到乘坐出租车，此事可以和百姓发电报有一比，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百姓家不会打电报，电报大楼老职工回忆发电报内容最多的就是下面这四个字：“母病速回’，这也就成就了一句中外著名俗语：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记得“文革”前后日本中小商社代表长驻北京的崇文门内新桥饭店，他们到二里沟或者东华门的两大贸易大楼谈判生意都是乘坐出租车，那时候的车型是进口的“华沙”和“胜利”牌小汽车，每公里二毛钱，从新桥饭店到二里沟是4.3元。我对此之所以有极深刻印象是1977年我小孩出生一周后，我们一家人由于要从崇文门我母亲家回二里沟宿舍，找到了公司外事组帮忙给驻在新桥饭店的出租车调度，才给派了一辆车，否则根本没有其他办法，总不能“挤” 3路（103路）无轨电车吧，一咬牙化了4块3“打的”，那可是工资的八分之一啊！

　　再说长驻谈判大楼的出租车队。由于客观需要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首汽公司在谈判大楼建成后不久设立了调度室，由首汽一公司六队长驻。七十年代中期机械公司代理进口了不少日本小型汽车为首汽公司用于出租，还有就是由大楼机械公司进口一批比较高级的丰田汽车和五矿总公司合营一家车队，听说是利用五矿总公司的香格里拉饭店股东身份，与饭店自身出租车队名义运营，所以这家在谈判大楼长驻的“香格里拉车队”就非常的出名。出租车队业务兴隆，加之外宾支付人民币外汇券，这些外汇券可以在友谊商店或大宾馆买到不少市场上没有的或者质量更高的日常生活用品，外汇券很不容易搞到所以很受欢迎。当然也就形成了人民币与外汇券的黑市差价。当时这些出租车师傅们收入较高，他们干劲十足，当然“派头”也够足。没办法，收入高就是“爷”。尽管大楼和他们签有用车合同，用三联单方式结账，有时候就连去机场接送出国人员和公司领导去部里开会要车他们也“没有”车。还听说由于收入高，周日活儿不多，有的师傅就开车到延庆等远郊区去“享受”。

　　八十年代中后期城市开放改革起步，掀起了一股开家庭餐馆之风。当时在现西苑饭店北侧还有几家未搬迁的居民，小院子里的平房不大，由于临街有一家人就开了一家北京风味的小餐馆——小苗饭馆。开业后生意还不错，中午和晚上客人都不少，饭菜质量很是一般，那时候大楼里不少人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愿意到外面聚聚，再有就是同学好友来看望更要聚聚，家庭饭馆应运而生且生意兴隆。进入了九十年代随着南巡讲话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高潮，餐饮业也越来越红火。记得有一次晚上散步的时候路过小苗饭馆，看到从里面出来的阎维文和他爱人及小女儿出来，刚刚吃过饭吧，他开一辆不太新的小汽车，印象中好像是德国大众捷达车，他的车停靠在人行道上，只见他很熟练的倒车后就上路了。看来这小苗餐厅还是小有名气啊。

　　除了长驻北京的外宾以外，一般受邀请来公司做生意的重要外宾，业务人员总是经过批准安排宴请一次，并按照对方的级别由公司相应级别领导出席。业务人员填好宴请三联单，注明双方人员、时间、地点等，经过本处领导批准后，把单子送交公司外事组，由他们再分别联系大楼管理处专门负责和几家饭店订餐的人员及司机班订车。

　　回忆起来这些往事挺有意思。当时大楼有两位张师傅专门负责外事订餐，他们二位可是各大饭店的熟人和贵客。那时候多在和平门烤鸭店、西四同和居、北海仿膳、八面槽的“五芳斋”等餐馆宴请。文革那时候宴请没有酒水，宴请一般外宾是每人按五元钱宾主标准。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口业务大发展的形势下，来京外商一批批接踵而来，忙谈判忙宴请忙对方回请，有的大业务处领导有时候中午晚上宴请连轴转，极端时候实在安排不开晚上要转场两家宴请。

　　那时候大楼后门传达室路边每天下午下班后会出现我们都熟视无睹的现象：7～8辆干净漂亮的进口汽车排列成一条纵队，司机班的师傅们车旁等待着出席宴会的公司人员。而那些参加宴会的人员一般都是先下班回家换装，家在市内的人员也会换上另一套事先准备好的服装准时到后门乘车。我记得那时候男士冬季的标配：三接头皮鞋、中山装（文革后多穿西服）和浅灰色呢子大衣。当然这一套“行头”是自费，不用说是涉外部门，哪行哪业都如此，包括电视台播音员的着装也是如此，因为这是“私事”，当时就是这样的思维。以呢子大衣为例，当时市值约170元左右。这就意味着大学生三个月的工资。

　　“吃烤鸭登长城”是待客“标配”安排，到现在也是如此。我们仪器公司的老徐处长是山东老八路出身，生前对烤鸭百吃不厌，只要宴请他老人家十有八九是选“和烤”，业务人员几乎不用请示地点就安排。外商中的港人雇员也非常熟悉北京的涉外饭店，他们是这样把北京四大烤鸭店介绍给欧美老板以便于他们记忆：和平门烤鸭店：Peace duck（和平鸭）、王府井烤鸭店（协和医院旁）Sick duck（病鸭）、崇文门的便宜坊烤鸭店 Cheap duck（便宜鸭）、前门烤鸭店 Gate duck（门鸭）。

　　外商来谈生意除了宴请或对方回请，如果对方有时间或赶上周日休息，一般作为主人总要安排一些游览，当然首选就是颐和园和居庸关长城。尼克松访华到了长城为长城做了世界级广告，所以那时候陪客人去长城对于业务人员来说几乎是“负担”了。而大楼司机班的师傅们也是很辛苦。不过那时候不仅外宾即便是国内游客在长城用餐也是大问题。当然那时候国人还是以自带食品为主，那外宾的午餐如何解决哪？记得那时候是在新侨饭店等预定西餐饭盒和汽水，一般游玩长城后还顺便到定陵游览，下午四点左右就回来了。当然到颐和园游览一般就在那里的听鹂馆用餐。陪同外宾看着很风光，但是如果每周都要去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一般来说当时家住外地的单身大学生就是这份“差事”的主力了，没办法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啊，唯一好处就是周日吃上一顿免费午餐。不过陪同外宾回来较晚，这些单身错过了大楼周日的下午四点开饭和打开水时间，在文革那时候出去找吃饭的地方恐怕是件难事了，尤其是冬季。

　　说起外宾来谈买卖时候主动赠送一些礼品在短缺经济和未对外开放时代，那可是一件很“开眼”的事情。

　　外宾赠送礼品的主要来源是日本商社，这些与六七十年代的贸易对象有关，当时日本中小商社在中日建交前他们是中日民间交往和我国打破西方对我国“禁运”的骨干力量，建交以后又有“吃水不忘挖井人”一说，所以像“东工物产”、“兵库县贸易”等一大批“亲华”中小商社着实发了大财。而那时候的日本“九大商社”还不是主流。

　　这些日本商社赠送的礼品五花八门但都很实用：大到签订大合同赠送的日本汽车，这些车“武装”了进口大楼的汽车队，也可以“上缴”给有关领导部门。当时我国还没有的日产彩电、照相机、收录两用机、收音机、日式大座钟、高级手表、派克钢笔、望远镜等（我们称之为“大件”），非常实用的高级衣服料子利来平台网站、玩具、围巾、高级打火机、清酒等等。还有西欧客户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代表团赠送的礼品。他们赠送的礼品偏重于民族特色，比如套娃娃、彩色围巾等。

　　当时的外事纪律要求很严格，对外谈判或接触必须要二人同行，做好记录，重大事情对领导汇报，收到的礼品必须上缴，上缴给“行政处”有关保管人员的时候，要填写“三联单”，写明礼品详细情况，上缴人、签收人和财会处各一份。那时候由于整体的“政治气候”很强，各种管理手段（档案、户口、就业等）极其严格，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贪腐”现象，否则这辈子就完了，连基本生活也保证不了。对于这一点可以说不用过多的“教育和学习”，谁都明白。世界上永远不能够长时间凭什么“自觉’和“觉悟”来办事。

　　这些礼品多了每隔一两年就要在公司范围内分给大家，具体操作就不说了。贵重物品即所谓大件要做价。虽然那时候是在文革中，但是“抓阄”仍然是最公平的办法。有的刚刚分配到公司的人手气好就能够抓住彩电或照相机等大件礼品，而那些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也有抓不到什么东西的。记得一次公司的军代表发话了，大意是“抓阄”是靠手气是迷信，要根据需要来分配。后来办公室的老大姐根据他的需要给他“拿”了一份他钟意的礼品，其他人照样抓阄，没有办法啊。这位军代表也就不吭声了。

　　分礼品一般都是在春节前，由于牵涉到每一个人又是很“实际” 的一件事，所以连办公都停止了，对到公司办理业务联系的国内客户影响很不好。后来就利用周日分礼品。但是在一两天之内仍然不安静，相互观看和交换的事情也挺多。这事情很轰动，后来被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都给知道了，他们让上缴礼品。没办法公司就上缴了一部分来对付他们。就聊到这里吧。（完）利来平台网站锥孔轴承装填槽球轴承锥槽销锥齿轮副装置锥角锥齿少齿差齿轮副锥齿轮的基本齿廓